他和白先勇先生一同改编的舞台剧“游园惊梦”，曾在八九十年代在海峡两岸造成轰动，他是诗人余光中先生六七十年代旅居科州时的挚友，曾无数次一起乘着车，谈着艺术文学，在科州的公路上驰骋，他是昆曲大师余振飞的及门弟子，是昆曲名角，他也是把中国传统戏剧带上美国舞台的第一人。他是杨世彭（Daniel S. P. Yang），一个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蛮陌生的名字，但对喜欢舞台剧的朋友来说，这个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是殿堂级的人物。您知道吗，先生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科州人，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任教，在科州的20多年里，除了是该校戏剧系的系主任外，也曾任著名的科罗拉多莎士比亚艺术节（Colorado Shakespeare Festival） 总监长达十年之久，在他任内让这个艺术节成为了世界最大型的莎翁艺术节之一。来自台湾已经年近八旬的先生，至今执导超过了七十多出的舞台剧，其中以英文的莎翁名剧为主，而当年的英文京剧“乌龙院（Black Dragon Residence）”还曾经在纽约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但比较为大家所知的应该是由先生改编白先勇先生的“游园惊梦”，和由先生导演的“德龄与慈禧”，“仲夏夜之梦”，“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由好友余光中先生所译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和叫好叫座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Tuesdays with Morrie）”等等脍炙人口的好剧。先生除了是第一个在西方国家长期主掌艺术地位极为崇高的莎翁剧团的华人外，也是第一个成为英国国际莎学会议永久会员的华人。下次您再回顾先生的作品时，您也知道他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科州人了。

1982年的元宵节（2月7日），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国剧演出，吸引了许多本地的艺术爱好者来欣赏，演出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艺术家，身着戏服，唱着的是昆曲名曲里牡丹亭的一段，大家眼前这位粉墨登场老艺术家那清澈的唱腔，娇慵醉媚的走步表现的维妙维恰，让许多人生平第一次见识到了国剧之美。这位老艺术家并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才女”的昆曲大家张充和。张充和，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是当时在杏坛闻名的“张家四姐妹”里的老幺，也是民国时期少数集书法，诗词，昆曲，古琴之大成的大家闺秀，她的书法各体兼备，当时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她的昆曲成就和梅兰芳，俞正声齐名。早年曾在科州留学的梁实秋说她多才多艺，章士钊说她是才女蔡文姬，焦菊隐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而张大千先生1938年笔下的“充和曲影“更是把先生唱昆曲时的婀娜多姿展现无遗。而当年为了不让学校认出是沈从文小姨子，用假名报名，虽然数学考了个零分，但由于国文满分，造诣非常，让北大破格录取的故事，也是那时北大慧眼独具的一段佳话。但这一位才情横溢，被当时不少才子雅士倾慕的张四小姐却甘愿平淡，下嫁德国学者傅汉思（Hans Fränkel），而后更和夫君来美定居，在哈佛和耶鲁任教数十年，穷毕生之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1982年先生在丹佛美术馆演出的余音犹在，但身影已经走远，三年前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为她精彩的一生画上了句点。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在那一年，丹佛来过的那些人，做过的那些事。

这些年丹佛总是因缘际会的和中国的历史结下不解之缘，1880年的丹佛反华暴动成为了美国排华法案的前兆，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适逢中山先生造访丹佛，1942年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在丹佛首发了纪念抗战五周年的邮票，见证两国的友谊，还有1949年政权转替河山变色之秋，丹佛铸币局为中国铸造的最后一批船洋，都是发生的那么不经意，但又是那么的巧合。六十几年前丹佛邮报上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老照片，其实也可说是正逢另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夕。黄国光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可说是丹佛闻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单单是中美俱乐部的会长，经营的新中国餐厅更不时汇集了来自各地的政商名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一张国光先生和两位千金欢迎远道从台湾而来友人的照片。时间是1953年8月2日，那是一对中年夫妻，西装笔挺的先生，和身着旗袍的太太，正从国光先生千金手中接下了欢迎他们的花束。这一张稀松平常的照片，其实却不平凡。那位西装笔挺，温文儒雅的先生，似曾相识，似乎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看着报上照片下的小字，写着那位太太是台湾前省长的夫人，和她同行的是一位姓吴的博士。翻一翻当年的历史课本，赫然发现1949年到1953年台湾的省主席是大名鼎鼎的吴国桢先生。老一辈的人应该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吴国桢何许人也，他也是和闻一多，梁实秋一样，是中国在二零年代留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1926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学成返国后，就投身政坛，仕途一帆风顺，少年得志，1932年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成为了蒋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兼任汉口市长，1939年抗战风雨飘摇之际成为了陪都重庆的市长，也参与了1945年国共重庆会谈，1946年抗战结束后再任上海市长，更随着国府退守台湾，在1949年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对台湾早期的地方自治和农业改革贡献颇具。1953年4月因政见和层峰不和，毅然辞去职务赴美，1954年和国府正式决裂，滞美不回，在海外严词批评政府当局的高压统治，从权力核心成为了第一代的海外异议人士，当时波及颇广，历史称之为“吴国祯事件”。丹佛邮报上面的那对夫妇正是造访丹佛的吴国桢伉俪，而那时也正是先生和政府关系生变的转折点，数月后即与政府决裂。而吴国桢先生和结拜的南开同窗周恩来先生，一生各侍其主不同的机遇，重庆会谈时面面相觑的画面，也是当时老一辈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就是这张老照片的故事，您现在也知道丹佛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