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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方诺女士分享短文作品“移植的菊花脑”

　对她而言，菊花脑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南京，每年夏天哪家不是每个星期都要吃上好几回？漫长的火炉似的南京的夏天，还有什么能比菊花脑汤更消暑？碧绿的菊花脑间，漂浮著灿黄的蛋花儿，每每让她想起玄武湖碧波间的莲花。喝上一口，若有若无的凉意蜿蜒而下，宛如玄武湖畔随风轻摆的杨柳，说不出的清凉，适意。即便这样，菊花脑也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墙角路边，一蓬蓬的，菜场里几分钱一大篮。只不过也没有哪年夏天饭桌上少了它，南京人嘛，哪有夏天不吃菊花脑的？

　　　是１９８５年的夏天吧，在台湾的舅舅绕道日本，回到故乡。久别重逢，泪眼相对，兄弟姐妹们不知怎样做，才能表达出和分别近四十年亲人重逢的欣喜，唯有用美酒佳肴尽心款待。可舅舅说他最想吃的是菊花脑。接下来的十多天，无论是大宴小酌，饭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菊花脑。最初的陌生过去后，她好奇地问舅舅，菊花脑真的那么好吃吗？舅舅看了只有十几岁痴迷著三毛的她一眼，想想自己从学校参加青年军，刚去台湾时，也是她这般年纪。离乡背井，躲在被子里，哭著想家，想妈妈的心情，眼前的孩子能懂吗？于是只说一到夏天，就想喝一碗菊花脑汤，想了快四十年了。即使现在每天喝，也不过二十多碗，一年一碗都不到呢。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仍是不解，四十年吃不到菊花脑有那么遗憾吗？舅舅回台湾时，带上了一大包菊花脑种子。希望能在后院种出菊花脑来，那么在台湾，夏天也能天天吃上菊花脑。舅舅这么说。以后每次给舅舅写信，她都会问一句，菊花脑发芽了吗？没有！没有！舅舅总是这么说。每年春天，她总会在信封里，偷偷夹一点最新的菊花脑种子。没有发芽！没有发芽！舅舅还是这么说。几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菊花脑出了南京是种不活的。舅舅最后说。

就是那年，她也离开南京。没有故乡的泥土，当然也没有菊花脑种子，在机场出境室前，她拍拍背包里的三毛的书，对泪眼滂沱的妈妈潇洒地说：“我真的要去流浪了。”虽然最后的语音也有些哽咽，但她仍是昂著头。异乡，乡愁，流浪，在二十岁的浪漫情怀里，是诱惑的。自然她要飞去的不是窄窄的海峡对岸，而是千山万水之外的大洋彼岸。

　　　异邦的生涯是从中部的大学城开始的。那半年冬季，半年夏季的小城总是如死水般的绝望。在第一个漫长的冬季里，往日的天真，活泼，无忧的她就被一层又一层的白雪覆盖，冻僵，死亡。在初春新绿中偶尔发呆的她，想起在故乡的种种，竟似前尘往事般模糊。是不是那些事曾真真实实地发生过？不止一次她在沉入梦乡前的朦胧中问自己，而梦中，在飘忽不定中最真切的是中山路上的梧桐绿和那一行行的泪水。

往后的日子沿著预定的规迹滑行著。毕业，工作，拿绿卡，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曾几何时，梦中的绿色梧桐模糊成若隐若现的影子。

欣喜中，期盼中，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往日记忆随著熟悉的乡音在熟悉的街道里一点一滴聚拢，但记忆怎么也追不上变化的脚步，故乡已还原不出记忆中的模样。熟悉的街道中，夹杂著不熟悉的高楼，熟悉的乡音里，有她听不懂的词汇。喜出望外的父母对她客气的有点生分，在熟悉的家里被细心照顾的她，有著作客的感觉。她希望听到妈妈说：“快下楼买菜”，而不是妈妈小心翼翼地问：“今天想吃什么？”她如何也无法相信，可也不得不承认，时间和空间会改变一切，在那一刻，她明白了什么是咫尺天涯，本以为会有满腹的话向妈妈倾诉，本以为还会象以前一样赖在妈妈身上撒娇，她却是什么都说不出，什么都不想说，在故乡二十年的岁月是前世，而在异乡的她是再世为人。她只是喝了一口菊花脑，凉凉的，凉凉的。菊花脑汤依然有著记忆中的鲜美清香。身在故乡的她，觉得故乡离她好远好远。

买房子了。她对老公认真地要求辟一块菜地，老公看著瘦弱的她，满脸疑惑地答应了。对种地这回事，她表现出罕见的执著。选一块地势和采光最好的地，挖掉绿油油的草坪，细细地把地翻了又翻，小心地撒下种子，那种子是妈妈夹在信中寄过来的，那是菊花脑的种子。在忐忑不安中，她盼著菊花脑的出苗，发芽，在患得患失中，她终于能体会舅舅的心情。她提笔给舅舅去信：你在异乡是无奈，我在异乡是自愿，可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同是游子。在对故乡不变的回忆和故乡万变的现实间，我们同样是不知所措，菊花脑成了唯一不变的寄托。而一年又一年，希望又失望，菊花脑终于没能长出来。也许正如舅舅所说的，离了故土的菊花脑是没法生根发芽的。可不管怎么样，她每年春天仍抱著一线希望，翻地，撒种，是一种坚持，是一份宣言，也是一个信念。

突然有那么一天，在白栅栏围著的小菜园里，竟奇迹般的出现了一点娇弱的嫩绿。被失望折磨了几年的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冲到近前仔细端详，是的！是的！是菊花脑。终于发芽了，终于在异国的土地上发芽了。她兴奋地狂奔上楼，边跑边叫：“老公，菊花脑发芽了！菊花脑发芽了！”老公急急地冲出来：“小心点！你怀著孕呢！”是啊，她幸福地抚摸著自己的肚子，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悄悄地成长。

可以申请公民了。她不加思索地象平常处理公事一般，填表，寄支票，心中没有一丝涟漪。宣誓的那天，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她却不明所以的郁郁寡欢起来。举起右手，跟著移民官喃喃地念著誓词，她忽然觉得万分委屈，眼睛也潮湿起来，一种被遗弃感觉。怎么像是被亲生父母过继给了别人。干什么你，她对自己说，是你选择放弃生你养你的故土，你有什么好委屈的。虽这么想，可开车回去的路上，她还是觉得心里堵得厉害。回到了办公室，她惊讶地发现她的办公桌已被同事们用红，白，蓝三色彩带和花环装饰起来，一瓶香槟上插著星条旗，一张贺卡写满了同事们祝贺的话。同事们还说，大家订了个大蛋糕，中午在休息室大家要为她庆祝。她不是没告诉别人吗？只是昨天向老板请假时提了一句。她眼睛又潮湿起来，一时间，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感伤。

清清楚楚的，她又走在熟悉的大院里，一楼的沈妈妈如往常一样，从厨房的窗户里探出头：“大姑娘回来啦？”“哎！”她答应著。仍是昏暗的楼道，仍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她走著一级又一级的楼梯，心中一片平和，家，温暖的家在六楼上。她忽然间清醒了，朦胧的天光中，枕边是一张甜美的小脸。她撩起窗帘，后院，菜园，晨光里的菊花脑显得生机勃勃。她的泪潸潸而下：菊花脑，移植的菊花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