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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感恩节，资讯网的编辑们祝大家佳节快乐，有空别忘了和家人朋友说一声“感谢”，传达一份“祝福”。编辑在此附上一篇应节的文章，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作品“谢天”，供大家欣赏：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

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

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著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著我的头说：

“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裏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公戴上胡子。

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饭裏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

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什麽的，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看到爱因斯坦对谢天的看法。比如，在原子始祖玻尔的纪念会上，爱因斯坦说两句话，或在数学大师劳伦兹的纪念会上说两句话，等等。

我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相对论不是甲发明的，即是乙发明的，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相幹似的。
 
就连相对论的本文中，爱因斯坦忽然天外飞来一笔：“这如不是劳伦兹，就不能出现相对论。”论气度，实在是史册中少见的。

爱因斯坦感谢了这位感谢那位，感谢了古人，感谢今人，就是不提他自己。

我就想，为什麽立功者偏不居功。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挣了几碗饭吃，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点事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

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问他要多少钱薪水，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 ？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 这是外国的介之推。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幹这类傻事？立过大功，他们知道做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像爱氏这种不居功的程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幼稚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癥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 雨果毫不犹豫地说：“只留《约伯记》。” 约伯是《圣经》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

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的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我们还是谢天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