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感恩节,资讯网的编辑们祝大家佳节快乐,有空别忘了和家人朋友说一声“感谢”,传达一份“祝福”。编辑在此附上一篇应节的文章,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作品“谢天”,供大家欣赏: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 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 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著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著我的头说: “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裏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公戴上胡子。 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饭裏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 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什麽的,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看到爱因斯坦对谢天的看法。比如,在原子始祖玻尔的纪念会上,爱因斯坦说两句话,或在数学大师劳伦兹的纪念会上说两句话,等等。 我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相对论不是甲发明的,即是乙发明的,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相幹似的。 就连相对论的本文中,爱因斯坦忽然天外飞来一笔:“这如不是劳伦兹,就不能出现相对论。”论气度,实在是史册中少见的。 爱因斯坦感谢了这位感谢那位,感谢了古人,感谢今人,就是不提他自己。 我就想,为什麽立功者偏不居功。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挣了几碗饭吃,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点事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 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问他要多少钱薪水,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 ?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 这是外国的介之推。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幹这类傻事?立过大功,他们知道做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像爱氏这种不居功的程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幼稚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癥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 雨果毫不犹豫地说:“只留《约伯记》。” 约伯是《圣经》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 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的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我们还是谢天罢。” Comments are closed.
|
Archives
November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