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小四子

回忆常常把我带到很久的过去，带到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儿有个院落，曾是我童年乐园，也发生过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让我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记录下来的冲动。那个大院据说在更远的过去是地主的庄园。 院墙是厚厚青砖砌成，有四五米吧，上面密密地倒插着三角形的玻璃。院子里面一部分是县委办公室，一部分是县委的家属院。院墙前有大片水杉林，树林里总是很幽深。晴天，阳光细细碎碎地洒下，在树底的蚕豆花瓣上点起圆圆的光晕，雨天，雨滴淅淅沥沥地落下，在树底的蚕豆叶上凝起水珠。院子侧面和后面都紧邻农田，属于丰一生产队。

院子里有一群孩子，院外有一群孩子，年纪相仿，都在院外那片水杉林里外玩耍，虽然我们都大致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我们从不曾玩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对对方有些微妙的排斥，这似乎是一种本能。院外的孩子不是很友好，比如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会尾随我们，跟着我们喊自编的顺口溜，"红梅三，吃猪肝"。因为我们三个女孩子的小名中分别有这三个字。这样的微妙持续了很久，直到一天的爆发。

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紧靠我们院墙的那片地瓜（南方人叫凉薯）田刚刚收割过，院里的孩子一时兴起，拿着小锹，挎着书包，跑到地瓜田里寻找漏挖的地瓜，那感觉就跟学农捡麦穗差不多吧。挖得兴起时，忽听有人高喊，"有人偷生产队的财产了。" 院外孩子一下从村子里涌出来，有几个已经和院里男孩子打成一团。我们惊吓地拼命往大院的门口逃，身后是一群追赶的孩子。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我们大喊："老胡救命！老胡救命！" 忘了说，就如任何党政机关一样，我们大院的铁门总是紧闭着。平时出入都是通过传达室，闲杂人等轻易是进不来的。看门的老胡，是个精壮的汉子，据说是退伍志愿军。老胡一听到吵杂声，立即拎着棍子冲出来，大吼一声："要阶级报复吗？"阶级报复，当年可是等同反革命的罪名，即使是农家孩子也明白罪名的严重性，自然不敢再追，这以后院里院外的冲突就公开化了。
小四子就是院外孩子中一个，叫小四子自然是排行老四，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在家里不被待见的排行。她年纪和我相仿，但比我瘦削的我更瘦更矮更小，印象中她从没穿过合体的衣服，不是太宽就是太紧，听说她在家里做最多事，挨最多打。不知道黑瘦黑瘦的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我作为她愤怒的发泄口。也许不是，记忆中，我们在某个夏天的傍晚曾在河边偶遇，一起抓过蝌蚪，我把带来的玻璃瓶分给她一个，她教我用嫩柳枝做柳茸球，我们还一起走到桥下，去抓小螃蟹。

但那次凉薯田冲突后，她就单单挑上我了。几乎每天她都等在我们放学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她就用口水吐我，用脏话骂我。但我有落单的时候，那天还下着大雨，她仍像往常一样坐在台阶上等着我，光着头，淋着雨，浑身湿淋淋的。一见我过来，立刻冲过来，一把打掉我手中的伞，再用力推搡我，我的雨靴被黄泥粘住，一个趔趄趴到黄泥地上，差点滑到旁边公共厕所的化粪池里。那天我是带着满身满脸的泥巴回到家。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对我有那样的仇恨。在这之后的某年，我读到了《双城记》，书中对仇恨和报复的描写，让我有点明白，恍惚又回到了那个雨天。

说我是带着满腔愤怒参加武术队的并不过分。每天早晚两次训练，马步，压腿，冲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苦，但我坚持下去，为了以后再看到小四子的我能不惧不怕。

那是个夏日午后，我远远看见小四子的妈妈拿着扫帚追着她打。小四子一看到河堤上的我，立刻调转头，发疯似地直冲过来。这次我没跑，我迎了上去。我真希望能像武侠小说一样，把这场复仇之战描写得惊心动魄，或加上亢龙有悔，一阳指种种玄妙的招式，可我真没记忆是如何把她撂倒。我能记得是我骑在她身上，一边捶她一边骂，以前听过的所有不堪脏话全喷泄而出。其实我出自一个家教甚严的家庭，不要说打架骂人，即使说话态度不好都会被管教。然而那天我彻底反叛了一向以来接受的教育。

那晚她姐姐找到我们家时，我已毫无悬念地跪在洗衣板上了。她姐姐向我妈诉说小四子被打得不敢回家时，我心里非但一点同情都没有，还有种痛快的感觉。而从那以后，小四子仍然坐在台阶上等我们，然而她再也不骂人，更不敢动手了。只用愤恨的眼神死死盯着我，我不在乎了。

那年的秋天，我成了小城的名人。因着扮演江青，我到工厂学校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有线广播里也时不时有我声音。放学的时候，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怪腔怪调地模仿我声音，"我是江青". 而小四子则是用更阴郁愤恨的眼神，看着趾高气扬地在她面前走过我。我知道如果有机会，她一定会撕碎我。

这个机会永远没有来。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门口小河边起了骚动，先听说有孩子落水了，又听说那孩子就是小四子。大人小孩都聚在河岸边，等着两条水泥船并行在河道拉网，下滚钩。可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后来听说是下半夜在下游弯道打捞到尸体。第二天一大早，我在码头看到一领芦席，席子下面露出一双白胖的脚，有成团的苍蝇在上面打着转。我远远站着，不敢走近，但有份疑惑，有丝侥幸，那不是小四子吧？小四子的脚是黑黑的，干干的。有几个调皮的男孩时不时嬉笑着跑过去，恶作剧地掀开芦席，然后被旁边的老人赶走。我也有过去看一看的冲动，只是想确信那领芦席下是不是小四子。小四子就这样在码头躺了几天，直到被送到火葬场。听说，未出嫁的女孩子是不能领回家的，会给家人带来晦气。

那天晚上，她家人来人往。床前放着一只草篮，底下垫满锅灰，中间铺着干草，上面压着磨盘。全家人围坐着，脚踩在磨盘上避邪。她妈妈捶着床反复干嚎着"儿呀，你丢下我可怎么活啊？"，可转眼又和来探访的亲友谈笑风生。她弟弟嘟囔着要吃乡邻送来的用黄草纸盖着，草绳绑住的云片糕，她妹妹一脸不耐地转来转去，两个哥哥互相推来搡去，一个年幼的生命去了，连家人都没有半点悲伤。但长大又如何？每年村子里都有几个寻死的女子，投河, 跳井，上吊，喝农药，死就死了，也没人悲伤，就如风吹过田垄一样正常，即便小小年纪，我也能感到身为女人的哀伤。
小四子去了的那冬，在她溺水的河里，我看到一个被丢弃的婴儿。那是显而易见的女婴，脐带没剪，浑身青紫。她两手握拳，一臂举过头，一臂放胸前，河水一荡一荡，她好像随波舞动，脸上隐隐浮现着笑意。想到了小四子，心里充满忧伤，如果她刚出生就被溺死，是不是更好的结局呢？到今天，我仍没有答案。